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兼答温家宝总理的提问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１１月２０日，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温家宝总理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总是喜欢用办学规模大来掩盖办学水平低的矛盾。这里，温总理借钱老之口尖锐地指出办学模式存在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教育的“注疏解”思维与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来谈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最近，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36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24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
      这项调研是围绕六个议题进行的。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问题。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非常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 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的“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了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 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点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 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 个“的”字的答案，但无论怎么“注疏解”，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就开始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亦一模一样。鲁迅不愧一代伟人，思想之深 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后来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不然怕误人子弟。有一年，带学生去实习(所谓“实习”就是学生到中学去当“实习”老师，我当“实习”老师的老师)，有一组学生教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七八个学生花近半年时间研究这篇文章，不但书皮翻蔫了，最后连标点符号都摸出茧子来。有一天，有个学生很有些惶惑地指着文内的一句话“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问我道：“黄老师，‘讲义’的定义是‘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那么，‘听’‘教材’……”
      我也惶惑地看着这位学生：“有学生问你？还是你问我？”
      他讷讷地：“我怕有学生问我……”
      我何尝又不怕“有学生问我”？！害怕学生追问的许多问题中，这仅是其中的一个。我犹豫了一会儿：“如果没有学生问你，就算了。如果实在有学生问你，你再来问我吧。”
      其实，注疏解式的“答案”我是准备了的：“如果‘听书’说得通的话，就把‘听讲义’看成‘听书’好啦。”
      后来，他再也没有来问我。于是，我耿耿于怀至今。我耿耿于怀的不是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我没有鼓励他问问题。
      对这个“听讲义”的问题，前些天有人在我的博客留言：“讲(主)义”可与“讲(圣)经”比较理解……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来搞“注疏解”的话，还会有“注”不穷，“疏”不尽，“解”不完的解答。
      问题的关键不是“听讲义”通不通，而是我们从来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即使“听讲义”是通的，又即使学生的问题是错的，这种读书读出疑问来的行为， 老师仅仅给予道义的鼓励是不够的，因为这本来就应该是教育的第一门功课。超越权威崇拜去追求真理，才能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疑问前人，历史将 停滞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前两年，去哈佛大学，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
      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
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国内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是一种外在强加的被动式积累学习过程。批判性阅读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吸收，是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
      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然 而，“批判性思维”不是事事作对、处处唱反调，或者干脆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盲目批判。那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思维”。“批判性思维”讲究的是不盲从， 把独立分析和理性思考作为思维的“过滤网”，去吸取所有的精华。“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既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以开放的胸襟去去伪存真，然后去 “悟”出自己的思想。至于是不是要唱反调，倒不一定。许多时候，学生的“起疑”、“存疑”，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开端。简单地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对着 干”，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的大学考老师说什么(注疏解)？美国的大学考学生想什么(批判性思维)？ 在国内大学读书，学生忙于埋头做笔记，也有人戏称为“听写课”。在美国大学读书，学生忙于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国内读书是“学多悟少”，在美国读 书是“学少悟多”的原因。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就常常惊讶于老师被学生追问得下不来台的尴尬场面；到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时，也就把被自己的学生质疑看作 一种教学常态。教授就是在学生的不断质疑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学生也是在不断质疑教授的思想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思 维构成了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中国教育的“办学模式”是围绕“应试”而设计和运转的。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是“注疏解”。其实，考试的实质也是一种“注疏解”――是去证实，去解释，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因此，应试教育与“注、疏、解”是一脉相承的。  
      钱老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 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太热衷于培养“注、疏、解”式的考生，严重忽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需要的探索精 神和创造能力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的。因为“探索”与“创造”是用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甚至去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去开拓 前人的未竟事业或未涉领域。
      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其人格是不健全的。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办学模式，去培养大批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

高考改革之我见

南方周末　  　2007-02-08 15:27:51

高考改革之我见
　　———与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商榷
　　
　　□(美)黄全愈
　　

　 　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不久前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中，针对中国目前“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提出了以七次考试代替一次考试的主 张。报道进一步说，教育部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且“已经注意到了‘变一次考试为多次考试’这种呼声，将认真研究讨论这一建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同时还 透露：高考改革新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其实，几个月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参加四川大学110年校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表示：“高考 制度迫切需要改变。考试是必要的，高考不能废除，但是应该改变一槌定终身的做法。作为高校来说，我们希望中学能把高中三年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变成全省统考， 对考生各个学科进行全面的考核，这六次的考试和高考在升学中所占的比例各占一半，这样做更能如实反映学生的成绩。对学生来说，由一槌定终身改成7次定终 身，这样的选拔制度才更加公平。”
　　2003年以来，我多次在国内的媒体上公开呼吁：每年的6月、7月、8月各举办一次高考，大学推迟三个月入 学。并且通过《“高考”在美国》详细介绍了美国每年举办七次“高考”的做法和理念。因此，有读者转来朱清时院士呼吁以七次考试代替一次高考的报道。乍一 看，我也以为我与朱校长“英雄所见略同”。细一读，才发现：此“七次”非彼“七次”：
　　第一、美国每年举办的七次“高考”，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参加其中一次，也可以七次都参加，甚至年年都参加七次，直到不愿考为止。换言之，美国考生是可考多也可考少，全由自己决定。朱校长的“七次”则是“一次也不能少”———次次必须参加！
　　由此可见，一个是“自由恋爱”，一个是“指腹为婚”；一个是考生是“服务的对象”，一个是考生是“服从的对象”；一个是考生选考试，一个是考试选考生；一个是可多可少，一个是“一次也不能少”；一个是可考可不考，一个是考也得考，不考也得考……
　 　朱清时校长的初衷，似乎是用“七考定终身”来代替“一考定终身”。但由于“七考”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少一环整个体系就掉链，砸一考就砸了“七考”。 更有甚者，因“一分定终身”，第一次考砸，后面的书都不用读了。因此，看似“七考定终身”，实质仍然是“一考定终身”。
　　第二、如果美国高中生 参加了数次“高考”，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所参加的不同场次的“高考”中的最高的单科成绩，来申报最好的大学。比如，元月份的数学考得好英语考不好，6月份的 英语考得好数学考不好，就可以用元月份的数学成绩和6月份的英语成绩来申报大学。而朱校长主张的“七考”则是“一分也不能少”———分分记录在案。
　 　美国一流大学的以高分申报学校的指导思想，是让学生以“争取考好，不怕考砸”的心态参加考试。这种招生政策是有理念支撑的。其一，实行这种招生政策的高 校相信：一定有客观原因，才会考砸；一定有这个能力，才能考好。其二，学生持“争取考好，不怕考砸”的心态参加考试，学生才会敢于发挥，勇于探索，不患得 患失。
　　第三、美国的七次“高考”的本意是减轻考生的心理压力———这次考不好还有下次，下次考不好还有再下次……。因此，许多美国高中生考一 两次后，发现成绩都差不多，就不考了。而国内的“一考定终身”给考生异乎寻常的压力，许多考生平时什么“一摸”，“二摸”，“三摸”都“摸摸灵光”，偏偏 是一到高考就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拉稀、牙疼、发烧、发冷……显然是心理作用所至。
　　美国的LSAT(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法学院入学考试”既有美国“高考”的“人道”，也有中国高考的“残酷”：如，LSAT两年内只能考三次；如果考生考了 两次或三次，许多学校只取平均分，而不是像美国“高考”那样，取最高分。但是，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你没有考好，也可以在考完试5天内通知主考单位取消成绩， 以免拉低平均分。在LSAT的有关网络论坛上，人们能看到许多中国高考出现的现象：呼天唤地的，怨天尤人的，失眠求方的，拉稀发烧的……
　　我儿 子去年参加LSAT考试，其经历令人深思。孩子不但买了许多备考材料，而且花了整整一个暑假进行准备(美国“高考”他可是一天也没有复习)；不但考试前几 天，到考场踩点，而且考前还先在场外预热；不但规定前一天晚上几点睡觉，而且还落实当天早上几点起床……可谓精心准备，细致安排。结果反而是寐不成眠，食 不甘美，而且也没考好，比他平时自测的成绩低不少。这个考分虽然达到大部分一流法学院的要求，但没有把握进前五名法学院。于是，他决定再考一次，若考不 好，立即取消成绩，仍可进其他一流法学院。但注册考试时，本校考点已满，必须到很远的考场去考试。考试的前夜，下起鹅毛大雪，什么“踩点”、“预热”统统 没有。由于基本没有压力，他几乎没有复习，睡一个好觉，就赶去考场。考完出来，孩子在电话里非常自信地说：“肯定比上次好！”我们却一直忐忑不安：不复 习，不准备，能好到哪里去？！三周后，考分出来了，接近满分！人是同一个人，而两个月前经过整个暑假的精心准备，以患得患失的心情参加考试，成绩不理想。 两个月后，不刻意准备，甚至不专门复习，而且是在繁忙的学期当中，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参加考试，获得与平时自考相似的满意结果。可见心理作用真是起“作 用”！我想，尽管LSAT(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不如SAT(美国“高考”)那么人道，但LSAT的允许取消成绩的措施，却是一剂“救心丹”——使得许多 考生能以相对正常的心态参加考试。
　　第四、我主张的一年多次高考，是要弱化考试的作用和影响；恰恰相反，朱校长主张“七次高考”是在强化考试的作用和影响。
　 　考试的存在，是教育的尴尬和无奈，既不得不用，又不能过量使用。考试是为教学服务的一种检测手段，而且这种检测手段可能会有失误。当学生知道一旦出现失 误可以再行检测，学生才会以平常心看待这种为教学服务的检测手段。也只有当学生以平常心看待考试，才能弱化考试的作用和影响，才会产生教学的良性循环。
　 　如果我们把考试看作教育的终极目标，看作教学的指挥棒，看作价值判断的至尊，考得越多，其作用和影响越得到强化，进而在教育中产生恶性循环。正像血压检 测器是测量血压的工具，一次测不准还可反复测。如果你正告病人：现在我们要用这个血压检测器来决定你的命运，上天堂下地狱全看这一次测量……。这个血压检 测器不成凶器才怪！
　　第五、最关键的是，如果不实行“既认人又认分”的更严格、更合理、更公平、更科学的“三合一”(高考＋平时成绩＋综合素 质)的选材标准，继续推行“认分不认人”的传统高考的理念，把“一考”变成“七考”，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将会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让全国的孩子苦不堪言！

中国“神童”和美国“神童”的区别

   
    许多中国家长很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神童？
    美国家长也关心，但并不太热心。领孩子去测试IQ，很方便，只要达130以上，就可进 (神童) 天赋班。但测IQ的人不多。其实，用不着测，稍留心看一看孩子的行为就能知道。
    俄州的Advocate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这个非盈利性的民间天赋教育研究机构对“天赋儿童”就有精彩描述：   

    具有天赋的孩子往往不容易被发现。他们常常不是课堂里最聪明，最听话的孩子。有时，他们会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取笑老师，哗众取宠。有时，他们又会坐在教室的角落闷不吭声。 
    与那些只具一般智商的孩子一样，天赋儿童也有着千变万化的个性和爱好。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可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能很快地解决难题
    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有着非凡的记忆力
    喜欢同成年人或年纪比自己大的孩子交朋友
    喜欢质疑权威
    喜欢开开轻松的玩笑
    经常“白日做梦”
    想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容易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
    看得到事物之间的关系
    具有幽默感
    看起来要比同龄人早熟
    投入比别人少的努力，但得到比别人多的成功
    智商在130以上
    天赋儿童会有不同一般的好奇心
    ……

    在美国的中小学里，中国孩子一般都表现得相当突出(特别是数学)。许多华裔家长都引以为荣。矿矿在小学一年级时就自学了六年级的数学，美国孩子和家长见面都竖拇指赞叹“聪明！”我们当然自以为是。
    谁知，在我们很“谦虚”地提出让矿矿每星期跳级到三年级去上一节数学时，美国学校不同意，并指出：矿矿擅长的是中国学校教的“算术”技巧，美国学校教的是“数学”……
    那是14年前的事了，读了那封矿矿的老师代表校长和学区(相当于国内的教育局)写的信，我们非常不服气，不屑地扔过一边。直到最近写<<天赋教育在美国>>又重新冷静地阅读这封信。
    为什么年龄越小中国孩子领先美国孩子的差距越大，年龄越大领先的差距越小？到高中以后，与优秀的美国孩子就基本没有差距了？为什么……
    经过潜心研究美国的天赋教育，我发现：中国教育培养的是聪明的孩子，美国教育培养的是智慧的学生。  
    聪明的孩子和智慧的孩子有没有区别？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以“西安事变”的教学为例子，可清晰地看出两者的巨大差别：  
    中国的重点学校里，老师讲完史实后，要求学生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以“学会”为目的，满足于考试结果。  
    美国的天赋教育则是八仙过海：如，什么都不教，让孩子们分成几组，分别制做一份当时各党各派报纸；或者只给几个辩论题，让孩子组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即便 是常规教学，老师也会启发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蒋不妥协？如张、杨不和共产党合作？如张、杨把蒋处死？如蒋逃出西安……甚至让学生自己设想发散性思维的问 题。无论哪种方式，学生都在收集材料、研究材料、组织观点的过程中，培养了“会学”的能力。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把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概括为两种教育：

聪明的孩子        智慧的学生

1. 能够知道答案            1. 能够提出问题
2. 带着兴趣去听            2. 表达有力的观点
3. 能理解别人的意思        3. 能概括抽象的东西
4. 能抓住要领              4. 能演绎推理
5. 完成作业                5. 寻找课题
6. 乐于接受                6. 长于出击
7. 吸收知识                7. 运用知识
8. 善于操作                8. 善于发明
9. 长于记忆                9. 长于猜想
10. 喜欢自己学习            10. 善于反思、反省


    从“西安事变”的教学比较看，中国教育培养的学生包揽了“聪明的孩子”的所有特点；美国天赋教育培养的学生囊括了“智慧的学生”的所有表现。
    杨振宁教授和丘成桐教授对于中美优秀学生的优劣存在不同看法。其实，前者认同的是中国教育培养的“聪明的孩子”；后者赞赏的是美国教育培养的“智慧的学生”。
    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这两者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我曾有过让我冷汗直冒的反思！
    这里，我也想请网友(特别是中国的家长和教师)能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也就在这一年,一位旅美学者在国内出版了一本《素质教育在美国》,掀开了美国现代教育的面纱。此后,这位学者又相继出版了《家庭 教育在美国》、《玩的教育在美国》、《生存教育在美国》、《“高考”在美国》、《天赋教育在美国》等系列著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走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 念。他的每一本书都在中国教育界引起振聋发聩的效应。有人说,他像斗风车的堂吉诃德;有人说,他像独行侠似的美国西部牛仔;也有人说,他像风尘仆仆的传教 士。

　　“其实,我不过是个‘补桶工’而已,与大伙一道为中华民族修补那块‘最短的桶板’!”这是旅美教育学家、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黄全愈对自己的评价。

一个朴素的木桶定理

　　“你们见过木桶吗?”在给国内高中生作报告时,黄全愈问道。

　　当年黄全愈在广西农村插队,每天都要挑着木桶到河边打水。天长日久,木桶需要修理。“就修那块最短的桶板吧……”生产队长对黄全愈说了 这么一句话。谁曾想到,三十年后,黄全愈会把这个朴素的木桶定理写进他的博士论文,写上他每一本中文书的扉页——“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 块桶板。”

　　这个搞教育理论研究的博士把中国教育比作那块短板,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取决于教育的改革。

　　1988年,黄全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宾州约克学院讲学。他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先后获得理学硕士和“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美国大学从事教书、研究及中美教育交流工作。

　　“其实,我也没什么太崇高的境界。就像自己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如果家人没看到,心里总感到遗憾一样;在美国有了新的教育感悟,也总想与国人分享。”

　　黄全愈自称是个走村串乡的“修桶工”。“不是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季节工’,而是一个没日没夜的‘长工’!”他很认真地说。

“黄全愈难题”

　　谈起中国教育,黄全愈立即进入了那个近几年被教育界谈论很多的“黄全愈难题”:“为什么中国孩子年年获各种奥赛金牌,但中国高校无成人获诺贝尔奖?”

　　1993年,黄全愈在博士论文《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及分析》里,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教育的现状。2000年,随着《素质教育在美国》热销,这个问题在中国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

　　黄全愈难题让人联想起一直徘徊在中国思想界上空的另一个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如果说李约瑟难题引发人们从思维方式上去思考问题,黄全愈难题则从教育的角度将李约瑟难题具体化、现实化了。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考证、注释,讲究传道,授业,解惑;忽视启疑,创新,自主。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黄全愈难题,答案就非常清楚了:为什么 中国中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高校无人获诺贝尔奖?因为我们的教育,基本目标是培养以“学会”为目的的“考生”——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而不是培 养“会学”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生”,而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则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如果说创新是支撑一个民族崛起的脊梁,创新教育就是这根脊梁里的骨髓。

　　应不应该强调诺贝尔奖,应不应该把一个国际奖项当成终极目标?面对人们的疑问,黄全愈的思路十分清晰——“拿不拿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不拿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

创造性能不能教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我们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认为:创造性不能教,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养。

　　黄全愈谈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2000年,南京一位房地产老板建了一所中英文学校,请黄全愈在学校办两个“黄全愈素质教育实验班”。尽管分文不收,黄全愈还是接受了。

　　老板请教授在开班第一天给这帮刚上小学的孩子讲第一节课。

　　黄全愈走进教室,孩子们静静地端坐着,像所有学校的小学生一样,大家都“挺直腰,一条线”,把手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书桌上。黄全愈看到这个架式,临时改变主意,走下讲台,到孩子们中间“平起平坐”。

　　“我让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从桌面上拿下来,放松自己。坐也行,站也行,想坐在桌子上也行,如果有谁想坐到地上,也可以。”

　　孩子们一听,全乐了,刚才的“小大人”一下子活了过来。

　　黄全愈的讲课形式古怪,内容也特别——全是问题,没有答案!

　　第一个问题就是:“衣服越晒越干,人越晒越湿,对不对?”

　　孩子们七嘴八舌,炸开了锅……

　　黄全愈说:“几十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也问这个问题,我说:‘老师,不对,人也会晒干的!’老师骂我蠢。今天,没有蠢的答案,只有不同的答案……”

　　黄全愈一串一串的问题,让孩子们应接不暇。这堂课就在一连串的提问中不知不觉上完了。孩子们早已离开座位,团团围着黄全愈,有的搂着他的脖子,有的坐进他怀里……

　　天黑了,黄全愈正向大门走去,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追了上来:“黄爷爷,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月亮老是跟人走?”

　　黄全愈心里一热,蹲下身抱着女孩,说:“爷爷也想知道答案,等爷爷明年从美国回来,相信你一定有答案了。”

　　一年后,黄全愈回国,又给实验班上课——把上一年的问题再问了一遍,除了“为什么月亮老跟人走”以外,所有的问题都答得很好,而且孩子们还反过来问了不少让黄全愈“狼狈不堪”的问题。

　　黄全愈也听了实验班的课,其中有用英文做的《拔萝卜》的游戏。当“小老虎”、“小猴子”、“小猪”和“小白兔”合力把萝卜拔起来吃,并高兴地用英文说“萝卜真甜”时,一个坐在下面的小女孩,自言自语地用英文嘟囔:“老虎是不吃萝卜的!”

　　看着女孩,黄全愈心里一震!这不正是“实验班”要培养的不人云亦云、能独立思考的孩子吗?

　　当黄全愈再次回到实验班时,又一个两年过去了。他看到的是一群怯生生的孩子,是舞台上一个整齐的方队,孩子们中规中矩,按照老师教的动作在跳舞,试图表现出“高度一致”。

　　尽管,这群孩子都讲流利的英语,但是,几年的应试教育让他们的灵性丧失。

　　2006年,房地产老板已移师上海,他请黄全愈吃饭。席间,老板对黄全愈说:“真对不起,我没能按照你的理念去教这些孩子。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无奈……”黄全愈望着一桌的饭菜,久久不语。

　　那群个性奔放、活泼好问的孩子不见了。孩子的灵性不见了!

　　黄全愈痛心地发问:“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说起这些事,黄全愈的眼睛湿润了。

中国基础教育“百慕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抓得扎实,比一比同龄的外国孩子,中国孩子的“知识”要丰富得多,人也要聪明得多。

　　中国的基础教育到底是不是世界一流?

　　黄全愈讲了个流传很广的小段子。

　　1979年,有个中国访问团赴美考察基础教育,认为美国孩子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得出结论:美国基础教育病入膏肓,20年后中国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认为中国学生世界上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

　　27年过去了,两家的预言都错了。到底错在哪里?

　　黄全愈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行为和能力。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

　　美国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美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黄全愈在研究中建立了自己的“四区理论”,用人的两元性和行为的两重性为纵横坐标划分出人的四个行为区，由此指出,人的行为是一个从低 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直觉行为—确认行为—习惯行为—自主行为。其中,“自主行为”是创造力最集中的区域。用这个理论去分析,可以发现太多的中国学生过早 进入第2区的“确认行为”,却遗憾地在此驻足不前了……然而,第4区的“自主行为”才是诺贝尔奖的竞技场。

　　黄全愈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使“自主行为”成为素质教育的盲区,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百慕大”,因而也成为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

　　这是黄全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当时他是否想到,十几年后他的研究将会对中国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呢?

　　黄全愈笑着说,“当时我想的仅仅是去剖析中国传统教育。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快就把建立创新型社会变成全社会的行动。”

培养一代智慧的孩子

　　从2000年开始,黄全愈每年暑假都回国,到全国各地演讲。

　　“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不可能找到比中国的父母更关心教育的人了。”

　　黄全愈发现无论在哪里作报告,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提出的一个观点引起黄全愈深思。萨博认为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类不同的孩子。

　　一类被称为“聪明的孩子”:他们能够知道答案,能理解别人的意思,能很快抓住要领,完成作业,乐于吸收知识,善于操作,长于记忆……

　　另一类则被称为“智慧的学生”:他们能提出问题,能概括抽象的东西,能演绎推理,寻找课题,运用知识,善于发明,长于猜想……

　　“我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看,萨博讲的聪明孩子都是我们中国学生。”

　　“有一次,我到某重点中学作报告,互动非常活跃。突然,有个老师发言:‘今天我们的学生按年级排座位,初一在前面高三在后面。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越是前面的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问题越少。如果我们的教育使得学生问题越来越少……’”黄全愈久久沉默不语。

　　如果经历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孩子们变成一个个不善于提问,缺少创造力的“知识桶”,这难道不值得中华民族去反思吗?

　　“我们的课文都是‘范文’,孩子从来都被要求带着崇敬的心态去理解、模仿。而美国学校则要求孩子谈自己的体验。我们考的是‘老师讲什么?’美国考的是‘学生想什么?’因此,我们的孩子总是忙于背范文、抄笔记，美国孩子总是忙于思考问题。”

　　“教育不能仅仅培养聪明的孩子,现代教育需要培养的是智慧的学生。”经过若干年潜心研究,黄全愈于2006年5月推出了新作《培养智慧 的孩子——天赋教育在美国》。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怎样教孩子”的问题,为改变中国传统基础教育开出了很多具体的处方。

　　“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黄全愈努力使自己平静地说完这段话。

当预言成为现实

　　黄全愈对中国高考的批判是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又一次冲击。

　　1988年,黄全愈考察美国“高考”时就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高考将会产生制约作用。于是,18年前,他就在《人民日报》上提出对中国高考严进宽出的反思。当时,骂声一片。

　　有个同学看了那篇文章,说黄全愈好了伤疤忘了痛,一个高考受益者怎么可以批评高考?

　　黄全愈多次动情地说:“其实,没有人比我对高考的感情更深。没有高考,我这个‘右派’的儿子,绝没有今天。插队时,实在想读书,就偷偷把初中校徽贴身戴了三年。但是,只有理智才能抖开感情的包袱。我们必须否定高考,才能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新高度!”

　　在以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黄全愈对现代教育中考试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章。2003年,北京 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担着风险联合出版了黄全愈的《“高考”在美国》。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高考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十二条高考改 革建议。

　　那一年,高考改革还是一个敏感话题。2003年10月,在北京地坛公园书市,《“高考”在美国》仅售出寥寥数本。散场时,散落在地上的宣传材料随风飞舞,一派萧索。

　　那段时间,为了让人们充分认识高考“认分不认人”的评价标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为了推介既认分又认人的“三合一”(高考+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新选材理念,黄全愈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开讲座。

　　在华中理工大学,7点半开始的演讲,7点钟连过道都挤满了听众。演讲结束后,学生久久不散,围着黄全愈热烈地讨论。一位老先生颤巍巍地 挤进来,拉着黄全愈的手说,“我听说你今天在这里演讲,就赶来了。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当面对你说,感谢你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你为华夏教育做的一切会被 人们记住的。”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还能有什么比这评价更高呢?

　　黄全愈把他的12条高考改革建议通过新华社送给了中央。

　　2006年4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创全国之先例,以“面试”录取学生,对“认分不认人”的高考迈开了改革的一大步。

　　黄全愈关于高考改革的言论又一次成为舆论的中心。

　　重读《“高考”在美国》中关于高考改革的12条建议,人们发现,黄全愈三年前就预言了这场改革,预言了改革的方向和做法。出版社立即以《当预言成为现实》为题,再版这本书,告诫人们:明天我们怎么高考!

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的巨大工程

　　2006年6月29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来自湖南师大附中和周南中学的4名高考尖子与黄全愈对话。

　　出乎组织者的预料,四个“一流考生”竟一边倒地支持黄全愈提出的“三合一”高考改革方案。其实,不光是高考尖子,黄全愈所到之处,学生 们都在台下高声呼应他的“三合一”改革主张!当然,也有认同传统高考的,比如在北大,就有一个女生说,她喜欢传统高考,因为简单、容易——只要考好高考就 行了,什么社会义工、文体活动……统统不用管。

　　采访结束时,黄全愈提到了他的博客。在那里,大批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网友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议论。

　　一个读者发帖道:“素质教育是以一个点为圆心向外不断扩张的、陀螺样的图形,孩子可以不断发挥自己潜在的能力,是由内而外的、自主式、 发散性的;而应试教学让我看到的是一个无缝焊接的圆环,孩子们都要向圆心看齐,是由外向内、被动式、聚敛性的。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两种人:一种是 内控型人,我自己的事情我做主;另一种是外控型人,我的事情你做主。我们的学生聪明者太多,智慧型的太少……”

　　黄全愈很有信心地说,“从根本上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培育创造思维活跃的新一代,这是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巨大工 程。这个工程不能只靠几个人去完成。她要求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来参与。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这样认真地思考中国的教育,你说我们的教育能办不好吗?”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朋友的美式家庭教育非常自由、解放，以致我们有时也接受不了。比如，她的大孩子(矿矿的好朋友)，从小学到高中，一会儿打足球，一会儿打橄榄球，一会儿打篮球……

这个暑假快结束，在矿矿回学校前，我们又被邀请去看了一场橄榄球。这次朋友的大孩子又改打橄榄球的踢球手。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改还真出彩！我们都一致认为：这是他表现最好的运动！

朋友希望孩子的篮球投手和橄榄球踢球手的表现能打动大学运动队的教练，从而能提供奖学金录取他进入大学……

但我们心里仍有些犯嘀咕。

 在美国大学里，人们来去匆匆，各忙各的，不是专门约的话，一年也碰不到一两个外系的朋友。

前些天，我在校园碰到朋友，她很兴奋地让我转告矿矿：他们已陆续接到一些大学的电话，其中芝加哥大学也表示，愿意录取她的孩子……这是一个美丽的麻烦――不知该拒绝哪些大学！

朋友的“素质教育”理念终于得到了某些认证。我们真为他们高兴！

朋友对孩子搞“素质教育”，对狗，对猫也搞“素质教育”――任其自由发展。

朋友的五只猫就不说了，都是流浪猫，于心不忍，见一只收养一只。有一次，为了救活一只猫，竟花了2000美元的手术费。

那条狗也是流浪狗，登了几天广告，无人认领，就正式收养了，取名叫“森尼”。森尼刚来时，怯生生的。后来变得活泼调皮了，再后来就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爬桌子，蹿上床，偷吃抢喝，甚至威胁路人，不听指挥……最后，朋友不得不给森尼戴上一种电击狗圈，才能控制它。朋友说，在决定买电击狗圈时还真犯难了，不愿在当地买，怕人说不“狗道”。是跑到另一个城市买的。

去年圣诞节前，矿矿也从收养中心领回来一条流浪狗，取名“派珀”。这狗刚来时，也是怯生生的，后来活泼调皮起来，居然会自己打开笼门。名堂最多时，咬坏七八双鞋子，吃掉三四对手套……最无奈时，我们也曾动念借电击狗圈来给“派珀”戴几天。但是，经过严格地训练和管教，现在“派珀”变成活泼、忠实，有时也略显调皮的可爱的小狼狗。

人是有思想、有创造性的，需要自己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在分辨是非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达到教育的最高境界，从而能充分发掘出自己的素质和天赋……

狗是没有思想的，无法在自由的状态下进行自我教育。所以必须要通过“他律”来清楚、明确地告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样，狗才能听话，才能规范！